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得各路专家学者和媒体倾巢而动，从各个角度去阐释它的微言大义。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比比皆是的却是对会议的漠不关心、质疑甚至嘲讽；更有一些人对从虚无缥缈的字里行间去“猜谜”的做法表示反感。在他们看来，承诺靠不住，关键是行动。如果各次全会字面上的表态都做得了准的话，中国今天已经不需要改革了，因为所有的改革目标早已经实现了。
　　确实，除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和表态，无论是“改善收入分配”还是“让市场扮演更重要角色”，都很难说是什么新东西，大多是从20年前提到今天仍在提。改革的行动远远落后于言辞上的宣示，甚至和那些宣示背道而驰，也难怪人们已经对改革厌倦和不信任了。
　　30年前中国人一听到“改革”，大都有莫名的兴奋感，会很自然地把它和希望、美好之类的词联系起来的。事实上改革之初也确实有一种万民拥戴的味道，因为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折腾之后，改革能让绝大部分人受益，自然会得到绝大部分人的拥护。而且，文革中一轮轮的政治斗争，客观上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社会上不存在像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也就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使得一些有权者和亲近权力者，有机会低价囤积国家计划控制内的产品，再以高价在市场出售牟取暴利，人们称之为“官倒”，而普遍民众则承受着价格闯关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先是国企改革，以企业负担重、经营困难等名义，举国上下“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造成几千万国企职工失业下岗，很多年龄大、技能不足的下岗工人生活困难；与此同时，国企的领导却基本不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照样“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有的甚至又高升他处；有部分厂长经理则通过企业改制，合法地低价买下了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企业主。而在经历了企业化改制的国有企业里，企业和管理层和职工的关系，已经从以往大体平等的同事关系，蜕变为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加上工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职工的话语权被大幅压缩，企业的分配和薪酬制度则大幅向管理层倾斜。
　　接着是高等教育改革，上大学不再免费，大学里的农家子弟数量不断减少；医疗制度改革把公费医疗拿走了，看病难、看病贵开始出现；取消福利分房，1998年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要到市场上去解决基本的住房需求，房价开始飙升……
　　可以看到，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除了刚开始几年民众得到一点实惠之外，在其余的时间里，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小部分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改革”已经成为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合法剥夺和敛财的同义词。各类改革措施或建议，凡有助于当权者减轻甚至摆脱其责任和风险的，都能得到积极有力的贯彻和尝试，而有可能削弱权力或缩小政府干预自由度的，则大多要么被长期搁置，要么在实行中走样。这样一来，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不但在改革中毫发无损，反而通过权力寻租等方式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普通民众因为缺乏对改革进程的话语权，而成了利益受损的一方，最终得到的只有新三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改革当然要付出代价，只是这个代价如果总是由某一个群体来承担的话，这样的“改革”就很难说有什么正当性。
　　改革对普通民众利益长期和堂而皇之的损害，造成的结果就是改革的污名化，和民众对改革的冷漠和恐惧。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问题的症结在于，过去30多年的改革从来没有把着力点放在对权力的制约上。一方面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大量涌流，这等于是把狼放在了羊群里，结果可想而知。面对腐败的大规模蔓延，执政党的应对方式不外乎道德感召，先进性教育，有选择地惩办等几个板斧，一直在内部监督上打转转，在最核心的社会和民众监督方面，则寸功未进，腐败因此成了无法治愈的顽疾；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既得利益者绑架了改革进程，将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改革措施，涂抹上“为人民服务”的色彩，以国家意志来强力保证这些措施的实现，并以此打压所有质疑这种不公正“改革”的人。这种制度性、体制性的腐败，其危害性是贪污受贿等通常意义上的腐败无法比拟的。
　　1962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参观莫斯科美协成立三十周年的画展。在看到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后，一向口无遮拦的赫鲁晓夫大骂画家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是狗屎；画家则反驳赫鲁晓夫，说他根本不懂艺术，是外行，是美学领域的文盲。这时，赫鲁晓夫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以前当我是一个工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懂；当我是车间主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不懂；但现在，我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我就懂！
　　赫鲁晓夫的这番真情告白，揭示了横行70多年的“克里姆林宫政治”的实质，也揭示了一切极权国家权力运行的奥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和现实：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专制时代的政治伦理仍在大行其道，权力的恣意妄为和傲慢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无处不在。这种权力不受制约的状态，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的最直接原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为什么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社会却大体稳定；而中国多年来维持着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举国上下却总担心发生革命？原因就在于此。
　　在此情况下，驯服权力就成了当下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在此处着手，而是迷信威权，试图通过政治上进一步集权、经济上适度开放的方式来渡过危机，这种换汤不换药、近乎南辕北辙的改革，也难怪民众不热心了。

　　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得各路专家学者和媒体倾巢而动，从各个角度去阐释它的微言大义。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比比皆是的却是对会议的漠不关心、质疑甚至嘲讽；更有一些人对从虚无缥缈的字里行间去“猜谜”的做法表示反感。在他们看来，承诺靠不住，关键是行动。如果各次全会字面上的表态都做得了准的话，中国今天已经不需要改革了，因为所有的改革目标早已经实现了。
　　确实，除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和表态，无论是“改善收入分配”还是“让市场扮演更重要角色”，都很难说是什么新东西，大多是从20年前提到今天仍在提。改革的行动远远落后于言辞上的宣示，甚至和那些宣示背道而驰，也难怪人们已经对改革厌倦和不信任了。
　　30年前中国人一听到“改革”，大都有莫名的兴奋感，会很自然地把它和希望、美好之类的词联系起来的。事实上改革之初也确实有一种万民拥戴的味道，因为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折腾之后，改革能让绝大部分人受益，自然会得到绝大部分人的拥护。而且，文革中一轮轮的政治斗争，客观上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社会上不存在像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也就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使得一些有权者和亲近权力者，有机会低价囤积国家计划控制内的产品，再以高价在市场出售牟取暴利，人们称之为“官倒”，而普遍民众则承受着价格闯关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先是国企改革，以企业负担重、经营困难等名义，举国上下“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造成几千万国企职工失业下岗，很多年龄大、技能不足的下岗工人生活困难；与此同时，国企的领导却基本不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照样“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有的甚至又高升他处；有部分厂长经理则通过企业改制，合法地低价买下了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企业主。而在经历了企业化改制的国有企业里，企业和管理层和职工的关系，已经从以往大体平等的同事关系，蜕变为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加上工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职工的话语权被大幅压缩，企业的分配和薪酬制度则大幅向管理层倾斜。
　　接着是高等教育改革，上大学不再免费，大学里的农家子弟数量不断减少；医疗制度改革把公费医疗拿走了，看病难、看病贵开始出现；取消福利分房，1998年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要到市场上去解决基本的住房需求，房价开始飙升……
　　可以看到，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除了刚开始几年民众得到一点实惠之外，在其余的时间里，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小部分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改革”已经成为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合法剥夺和敛财的同义词。各类改革措施或建议，凡有助于当权者减轻甚至摆脱其责任和风险的，都能得到积极有力的贯彻和尝试，而有可能削弱权力或缩小政府干预自由度的，则大多要么被长期搁置，要么在实行中走样。这样一来，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不但在改革中毫发无损，反而通过权力寻租等方式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普通民众因为缺乏对改革进程的话语权，而成了利益受损的一方，最终得到的只有新三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改革当然要付出代价，只是这个代价如果总是由某一个群体来承担的话，这样的“改革”就很难说有什么正当性。
　　改革对普通民众利益长期和堂而皇之的损害，造成的结果就是改革的污名化，和民众对改革的冷漠和恐惧。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问题的症结在于，过去30多年的改革从来没有把着力点放在对权力的制约上。一方面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大量涌流，这等于是把狼放在了羊群里，结果可想而知。面对腐败的大规模蔓延，执政党的应对方式不外乎道德感召，先进性教育，有选择地惩办等几个板斧，一直在内部监督上打转转，在最核心的社会和民众监督方面，则寸功未进，腐败因此成了无法治愈的顽疾；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既得利益者绑架了改革进程，将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改革措施，涂抹上“为人民服务”的色彩，以国家意志来强力保证这些措施的实现，并以此打压所有质疑这种不公正“改革”的人。这种制度性、体制性的腐败，其危害性是贪污受贿等通常意义上的腐败无法比拟的。
　　1962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参观莫斯科美协成立三十周年的画展。在看到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后，一向口无遮拦的赫鲁晓夫大骂画家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是狗屎；画家则反驳赫鲁晓夫，说他根本不懂艺术，是外行，是美学领域的文盲。这时，赫鲁晓夫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以前当我是一个工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懂；当我是车间主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不懂；但现在，我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我就懂！
　　赫鲁晓夫的这番真情告白，揭示了横行70多年的“克里姆林宫政治”的实质，也揭示了一切极权国家权力运行的奥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和现实：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专制时代的政治伦理仍在大行其道，权力的恣意妄为和傲慢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无处不在。这种权力不受制约的状态，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的最直接原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为什么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社会却大体稳定；而中国多年来维持着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举国上下却总担心发生革命？原因就在于此。
　　在此情况下，驯服权力就成了当下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在此处着手，而是迷信威权，试图通过政治上进一步集权、经济上适度开放的方式来渡过危机，这种换汤不换药、近乎南辕北辙的改革，也难怪民众不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