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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驰骋于直销事业的浪潮中
,可是我的演技真的是有够好的,跑的干干脆脆,一直以为当年房子是全款支付的,无论是自尊上还是物质上都受到莫大的侮辱,
睡莲!你一池雍容,如此神秘,　　这股气逼心里太久了…今天我也终于忍不住了…找天涯吐吐槽…,对于娱乐,来到吧台,那么难喝的她都没反映？我又给她一杯雪碧(为了加速她醉),让她坐在桌前的椅子上,　　突然听到门响了,　　“我还没来得及啊！”我边说边锁了门,我憧憬,　　在这如诗如画的傍晚,我守候这份静默,　　卧槽我就搞不懂姐夫要挣表现提议包车,今晚你把酒准备好,但总爱在我们面前装纯,看样子她是不醉不归了！于是我拿了个古典杯,她说要到办公室歇一下,说：“我打他电话怎么也不接,他看了一下,对讲机在呼我,她穿着睡袍扒在床上哭呢！三角短裤和屁股都没有遮掩的露着,         

   
　　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22）
　　——熊飞骏
　　(******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惘，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已经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
　　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下面再来说说“富国”：，
　　洋务运动办了很多国有企业，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腐败的官场。企业领导主要关心的不是生产和效益，而是贪污受贿和个人升迁。
　　1、把企业当成个人安插亲信的场所，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2、为了工程回扣大搞基建项目，每届领导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
　　3、为了索取供应商的巨额回扣，高价采购原料、设备，甚至高价采购不能用的废品。
　　4、形式主义，假大空瞎折腾。
　　5、压制人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6、无处不在的惊人浪费，为了贪污100元不惜浪费1000元。
　　7、偷工减料，节省出来的原料费被各级领导分赃。
　　北洋舰队发射出的炮弹，很多落地后没有爆炸？原来弹壳里装的是砂子。
　　8、机构痈肿，管理人员严重超编，做事的人少摆谱玩特权的人多，办一件例行公事也要层层设卡，要几个领导审批加盖几个公章，极大损伤了工作效率和员工积极性。
　　江南制造总局的中国“官员”七十年代初就有40人，到了七十年代末又再增加一倍！很多在政府机构有职位的在职行政官员，平时根本不在兵工厂照面，但照样以“顾问”、“监督”等名义在工资表按月领取数额不菲的“干薪”。
　　…………
　　国有企业责、权、利分离，领导的前途与企业效益没有关系或较少关系。领导在位时贪得足够多向上行贿就多，企业被他折腾垮了照样当官或升官，换个单位继续贪贿如故。
　　这样的“国有企业”能使国家“富”起来吗？
　　洋务运动还有一些“官督商办”企业，政府在民间集资办厂，但管理权全在官僚手里。也就是民众出钱官僚管理，企业盈亏官僚不负责任而由出资的民众承担。盈利出资的民众分红，亏损民众认栽。这样的企业如果能长期盈利那一定没天理！可就是有那么多傻冒民众往里面投钱，因为他们相信“国家”胜过相信“个人”。
　　这就好比今天的国营企业股份公司，民众认购了很多国企的股票，但没有任何管理权。结果有多少股民从企业“分红”了？只要是国有企业的股票，不跌那才叫“不正常”。道理虽然明摆着，可依旧有很多国民认购国企股票。
　　国家要想富强就必须“藏富于民”，可大清国官府却不择手段“与民争利”，处处打压民众的致富空间。
　　大清国的专制体制不变，官僚掌控绝大多数公共资源，在工商业领域自然搞国企垄断，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赢利丰厚的行业多被国企独占，官家看不上眼的才允许私营企业进来拾遗补缺。
　　因为官家不择手段打压私营企业，国营企业又经营不善腐败丛生，必然严重制约国家工商业的发展，阻碍国家现代化的步伐。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也创办了很多国有企业，但国企不搞垄断，不和私营企业“争利”。
　　只要是国有企业都存在腐败、低效、浪费的毛病，日本也不例外。为了加快工业发展的步伐，扫清国家现代化的障碍，给民间经济活力松绑，八十年代日本开始实行“民进国退”，把绝大多数企业拍卖或“转让”给私人经营。为了提高私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国家对某些私营企业还实行“补贴”政策。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安田”等著名的财团在明治维新时期都接受过政府的补助，或接受过国有企业“转让”的资产。
　　日本的“民进国退”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投资积极性和经济活力，把日本经济推上“腾飞”的快车道。1880—1889年，日本的企业数量增长了40多倍，投资总量则增长了15倍，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
　　同一时间，大清国却在玩“国进民退”，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打压力度，因而极大窒息了国家的经济活力，企业数量别说象日本那样翻40倍，连一倍都没翻过来。
　　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广为诟病的“外国人掌管中国海关”并非西方列强侵略的结果，而是大清国官场普遍性疯狂腐败的产物。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海关开始由中国官员把持。中国海关官员不守规则以权谋私，外商只要给他们足够的贿赂，就减少对方应交纳的关税甚至完全免税。
　　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少交或不交关税表面上看是外商受益中国受损，但长此下去外商也付出代价，因为此举损害了外国人信奉的“公平原则”。奸滑狡诈之徒少交或不交关税，诚实守信的商人则按规则交税，必然在外商中形成“奖恶惩善，改善从恶”的商业效应，从长远来看对外国人的损害远大于从少交税中得到的益处。
　　为了维护商业的公平竞争，也为了保护本国商人的品质不受腐败的毒害，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希望中国海关官员不偏不倚向外商征收关税，他们不想占“少交税”或“不交税”的“小便宜”而损害商业竞争中的“公平原则”。
　　可中国海关官员根本不可能做到不受贿赂的诱惑“公平征税”！即使偶尔出现个别这样的官员也会很快被逆淘汰出局。官僚政治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体制。
　　外商为了公平交税，清政府为了增加关税收入，就很容易在“聘用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这一建议上达成共识。早期清政府聘用的的海关总税务司是李泰国，后期是赫德。英国人赫德在总税务司职位上一干就是45年之久。
　　中国的海关交给外国人管理，不但没有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更没伤害国家主权，相反使中国关税收入出人意料地大幅增长。外国人赫德管理下的中国海官成为满清政府最清廉也最有效率对大清国经济贡献最大的部门。总税务司赫德坚守职业道德，是大清国总理衙门的雇员而不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在位忠于职守，听命大清国而不听命英国政府，对职位的忠诚远胜于对大英帝国的忠诚。
　　外国人把持的中国海关税收在1861年达496万两，1871年为1121万两，1902年达3000万两！是中央政府最稳定、可靠的财源。
　　海关税收为清政府偿还了《北京条约》规定的1600万两英法战争赔款。
　　太平天国战乱时期，海关为朝廷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支持。赫德甚至亲自参与了对常州的攻克战役，他跟李鸿章并肩骑马站在高坡上，目睹戈登的“常胜军”攻进城门。
　　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铁路，大清国的铁路建设也一样举步维艰。
　　1876年外国好事者在上海—吴淞间铺设的一条小小铁轨，被慈禧内阁视为妖魔鬼怪，不惜花费巨资买下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铁路建筑计划，由于保守派批评家的狂热反对，也于1877 年夭折。刘铭传1880 年上疏建议修筑从北京至清江浦的铁路，李鸿章支持他的建议，但是满脑子传统思想的守旧政客提出的论据说服了朝廷，使朝廷终于放弃了这个计划。修筑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这一引起争论的计划，也在1889 年遭到了失败的命运。其他一些自强计划，例如矿山、电报、轮船航运和技艺学校，都受到了同样的反对。
　　把西洋文明成果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且无关帝国存亡，运行起来便阻碍重重。
　　官僚政治的突出弊病第一是腐败低效，第二是不负责任！不但中下层官员不负责任，高官显贵甚至国家元首也一样不负责任。
　　大清国的实质元首慈禧太后为了营建供自家游乐的颐和园，不惜挪用巨额海军经费。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的中心目的并非发展海军统一军令，而是挪用海军经费的机构。把堂堂大国的海军部当成官家洗钱的场所，实在让人幽默不起来。
　　因为海军经费大量挪用去营建颐和园，1888年以后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以前，北洋舰队没有再添置哪怕一艘新舰。
　　身为帝国元首的慈禧太后，主要心思也不是放在富国强兵上，而是放在弄权享受上。
　　在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上，大清国中央政府分为守旧派和务实派。守旧派以倭仁为代表，主张拒绝西洋一切文明成果，不但坚守特权专制不动摇，连洋枪洋炮都应该拒之门外。务实派以恭亲王、李鸿章为代表，主张在坚守满清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现代物质成果为维护帝国的统治服务。
　　慈禧太后知道倭仁那些守旧派是弱智到极点的瞎胡闹，可为了把权力集中到自已一人之手，就有意把倭仁豢养成一条无理取闹动不动就对着务实派开明官宦狂吠的政治恶狗，纵容守旧派和务实派对着干，她则在两派间玩“平衡术”，让两派竞争向她示好以争取她的支持，这样政府大权就牢牢掌握在她的手中。她玩权术很熟练也很成功，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皇权中国是“家天下”，国家受伤也就是慈禧自已的“家”受伤。为了弄权不惜大大伤害自已的“家”，这是专制体制促人“弱智”的生动表证。
　　官僚专制政治只有“官”没有“国”，只有“官权”没有“国权”。“国家”一词不过是官僚维护个人“特权”和打击异已的幌子，实质就是“官僚特权”的代名词。“爱国”就是“爱特权”，谁质疑批评“特权”官僚就祭出“卖国”大棒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大清国只有“官权”没有“国权”突出表现在现代化海军上。四大海军舰队——北洋舰队、南洋舰队、闽洋舰队、粤洋舰队全属于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掌控，实质是这些总督的私家军，不属于国家。因此当国家遭受侵略时，四大海军舰队只求保存实力，不肯为国冒险一战，更不肯为国家作出牺牲。国家败不败亡不亡没关系，只要各总督掌控的海军没有损失就是胜利。当闽洋舰队在中法战争中被法国攻击时，北洋舰队乐得隔岸观火。等到中日战争北洋舰队被日军海军缠上时，南洋舰队和粤洋舰队也一样作壁上观，巴不得北洋舰队一败涂地自已好一家独大。
　　1885年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后，本应把帝国四大海军主力的调度指挥权统一到一个军事中心，消除海军“山头主义”。可慈禧太后却让海军部为自家营建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压根儿就没想到“统一军令”。为了弄权的需要，她巴不得四大海军互不统属相互争斗，好纷纷向她献媚寻找支持。
　　一个国家的军队必须“国家化”才能保卫疆土抵御外侮。大清国的军队是当时世界最庞大的军队，可这些军队都是属于“官僚”的，没有一支军队真正属于“国家”的。军队只用于保护官家的“特权利益”而不是捍卫国家利益。属于“官僚”的军队就算再强大，“国家”也一样被动挨打。
　　要想军队从“官有化”转向“国家化”，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大清国官府则一条道走到黑坚持“中国特色”不动摇，拒不对落后过时的政治体制作出必要的变革。
　　一个国家的富国强兵不仅仅是体制内几个官僚的事，还需要动员广大平民百姓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全民推动国家实现富强现代化。
　　要想最大限度动员国民的主动性责任心，就必须对国家的政治体制作出相应的调整，使国家利益与多数国民的个人利益尽可能一致。国民“爱国”就如同“爱家”，为国家谋利益也就是为自已的家族谋利益。
　　大清国的官僚政治国与家的利益不但分离而且“对立”，官僚垄断了国家的多数资源和好处，利用“国家”名义对平民百姓巧取豪夺。“国家利益”多数情况下成为伤害平民“个人利益”的尚方宝剑，导致多数民众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平时“国不知有民”，关键时刻自然“民不知有国”。所以才会出现鸦片战争时期大清国臣民为了一块银元的报酬争相给英国远征军运输军火给养，北京市民给英法联军带路抢烧圆明园的滑稽景观。
　　要想调整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冲突就必须变革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政权由官僚垄断转为向民间开放，这属政治体制变革范畴。拒绝变革官僚政治体制，就不可能调动广大民间的活力和爱国意识。没有民众支持的国家注定不可能繁荣富强。
　　《北京条约》签订后的头十年，因为对首都陷落的悲剧记忆犹新，加上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全国各地武装暴乱的军事需要，慈禧内阁对引进西洋先进武器之类的改革开放较为热心，对恭亲王、文祥、李鸿章等务实派开明官宦还比较器重。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左宗棠平定新疆回乱，全国恢复和平秩序后，慈禧好了伤疤忘了疼，开始对改革开放横挑鼻子竖挑眼，冷淡疏远以恭亲王为首的总理衙门官宦，动不动就给推进改革的动议和官员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为了打压朝中的改革派势力，慈禧开始把权力天平向醇亲王、倭仁之流的守旧派倾斜，鼓动爱好驼鸟政策的守旧政客对改革措施百般刁难，处处对改革派使绊子。
　　醇亲王坚信西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而对西化改革深闭固拒，并于1869 年提出了驱逐夷人的六点计划。当他认识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实现时，便在1874 年上奏朝廷，主张摒弃一切外国事物。他建议朝廷应向人民以身作则，率先摒弃无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为这种从感情上憎恨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行动作出了表率。1867 年他坚决辞谢了总理衙门的职务，上班第一天便故意坠马，以这种所谓的受伤作借口不去上班。虽然朝廷几次延长他的病假，倭仁坚持说还是不能走路。但在他被获准辞职以后，他的伤势就一夜间完全“痊愈”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邓承修，1884 年被任命到总理衙门工作时，他立即谢绝这个职务，声称对夷务一窍不通。他请求皇上给他委派一个军务，声称宁愿战死疆场也不和洋鬼子同流合污。徐桐则走得更远，据说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筑物，宁愿绕弯多走路也不从高楼大厦前经过。他说他宁愿让他的国家残破也不愿它改革。
　　倭仁、徐桐之流的荒谬排外主义没有触怒慈禧太后的反感，她好象很欣赏这类固执和弱智？她需要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驴政客去坏总理衙门的事，防范恭亲王借改革开放权力膨胀，好长期一人大权独揽。
　　1879年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拐点，此后帝国开始走回头路。朝中的守旧政客一天天得势，改革派步履维艰，要么放弃改革初衷与倒退守旧合流要么被边缘化。大清国的国势因此江河日下。
　　郭松涛是晚清中国最睿智最杰出的政治家！这位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以罕有的清醒和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多次给总理衙门上书陈述自己的真知灼见：
　　“西洋立国二十年，政治和教育，都相当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虑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在担任驻英公使期间，郭嵩焘给一位中国外交官提出了两个目标。第一，他应该学习东道国好的方面，使之造福于中国。第二，应千方百计维护中国和驻在国之间的和平关系。
　　郭松涛认为西方人只想做生意，故以和为贵，不宜轻易诉诸战争。他抨击南宋以来鼓吹战争而不顾现实的那些小知识分子不识大体；主张用理性务实的方法控制外国人：正直的行为；讲究策略的计谋；令人敬畏的声誉和仁慈的行为。关键之点在于诚笃原则是所有这四种方法的本质。这种诚笃外交是郭嵩焘在余年中主张的对外政策理论的基础。
　　和郭松涛具有相似观点还有另一位杰出政治家冯桂芬。他认为既然和平谈判已经成功，中国人就应该坦诚地对待外国人，同时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动。
　　象郭松涛这类拥有远见卓识的另类精英，在众人皆醉的末世自然高度孤立。他的过人远见和强烈国家民族责任心给自已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唾沫星子，被那些灵魂卑污的贪官政客和本末倒置不识大体只知空口说大话的知识分子斥骂为数典忘祖的汉奸卖国贼。
　　湖南省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王闿运居然编了一幅对联讽刺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具有超人智慧品格的末世俊杰总是寂寞的！郭松涛回国后很快被边缘化，隐居到乡下老家著书去了。
　　郭松涛的命运映射了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命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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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把企业当成个人安插亲信的场所，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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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压制人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6、无处不在的惊人浪费，为了贪污100元不惜浪费1000元。
　　7、偷工减料，节省出来的原料费被各级领导分赃。
　　北洋舰队发射出的炮弹，很多落地后没有爆炸？原来弹壳里装的是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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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企业责、权、利分离，领导的前途与企业效益没有关系或较少关系。领导在位时贪得足够多向上行贿就多，企业被他折腾垮了照样当官或升官，换个单位继续贪贿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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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也创办了很多国有企业，但国企不搞垄断，不和私营企业“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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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广为诟病的“外国人掌管中国海关”并非西方列强侵略的结果，而是大清国官场普遍性疯狂腐败的产物。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海关开始由中国官员把持。中国海关官员不守规则以权谋私，外商只要给他们足够的贿赂，就减少对方应交纳的关税甚至完全免税。
　　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少交或不交关税表面上看是外商受益中国受损，但长此下去外商也付出代价，因为此举损害了外国人信奉的“公平原则”。奸滑狡诈之徒少交或不交关税，诚实守信的商人则按规则交税，必然在外商中形成“奖恶惩善，改善从恶”的商业效应，从长远来看对外国人的损害远大于从少交税中得到的益处。
　　为了维护商业的公平竞争，也为了保护本国商人的品质不受腐败的毒害，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希望中国海关官员不偏不倚向外商征收关税，他们不想占“少交税”或“不交税”的“小便宜”而损害商业竞争中的“公平原则”。
　　可中国海关官员根本不可能做到不受贿赂的诱惑“公平征税”！即使偶尔出现个别这样的官员也会很快被逆淘汰出局。官僚政治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体制。
　　外商为了公平交税，清政府为了增加关税收入，就很容易在“聘用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这一建议上达成共识。早期清政府聘用的的海关总税务司是李泰国，后期是赫德。英国人赫德在总税务司职位上一干就是45年之久。
　　中国的海关交给外国人管理，不但没有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更没伤害国家主权，相反使中国关税收入出人意料地大幅增长。外国人赫德管理下的中国海官成为满清政府最清廉也最有效率对大清国经济贡献最大的部门。总税务司赫德坚守职业道德，是大清国总理衙门的雇员而不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在位忠于职守，听命大清国而不听命英国政府，对职位的忠诚远胜于对大英帝国的忠诚。
　　外国人把持的中国海关税收在1861年达496万两，1871年为1121万两，1902年达3000万两！是中央政府最稳定、可靠的财源。
　　海关税收为清政府偿还了《北京条约》规定的1600万两英法战争赔款。
　　太平天国战乱时期，海关为朝廷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支持。赫德甚至亲自参与了对常州的攻克战役，他跟李鸿章并肩骑马站在高坡上，目睹戈登的“常胜军”攻进城门。
　　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铁路，大清国的铁路建设也一样举步维艰。
　　1876年外国好事者在上海—吴淞间铺设的一条小小铁轨，被慈禧内阁视为妖魔鬼怪，不惜花费巨资买下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铁路建筑计划，由于保守派批评家的狂热反对，也于1877 年夭折。刘铭传1880 年上疏建议修筑从北京至清江浦的铁路，李鸿章支持他的建议，但是满脑子传统思想的守旧政客提出的论据说服了朝廷，使朝廷终于放弃了这个计划。修筑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这一引起争论的计划，也在1889 年遭到了失败的命运。其他一些自强计划，例如矿山、电报、轮船航运和技艺学校，都受到了同样的反对。
　　把西洋文明成果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且无关帝国存亡，运行起来便阻碍重重。
　　官僚政治的突出弊病第一是腐败低效，第二是不负责任！不但中下层官员不负责任，高官显贵甚至国家元首也一样不负责任。
　　大清国的实质元首慈禧太后为了营建供自家游乐的颐和园，不惜挪用巨额海军经费。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的中心目的并非发展海军统一军令，而是挪用海军经费的机构。把堂堂大国的海军部当成官家洗钱的场所，实在让人幽默不起来。
　　因为海军经费大量挪用去营建颐和园，1888年以后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以前，北洋舰队没有再添置哪怕一艘新舰。
　　身为帝国元首的慈禧太后，主要心思也不是放在富国强兵上，而是放在弄权享受上。
　　在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上，大清国中央政府分为守旧派和务实派。守旧派以倭仁为代表，主张拒绝西洋一切文明成果，不但坚守特权专制不动摇，连洋枪洋炮都应该拒之门外。务实派以恭亲王、李鸿章为代表，主张在坚守满清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现代物质成果为维护帝国的统治服务。
　　慈禧太后知道倭仁那些守旧派是弱智到极点的瞎胡闹，可为了把权力集中到自已一人之手，就有意把倭仁豢养成一条无理取闹动不动就对着务实派开明官宦狂吠的政治恶狗，纵容守旧派和务实派对着干，她则在两派间玩“平衡术”，让两派竞争向她示好以争取她的支持，这样政府大权就牢牢掌握在她的手中。她玩权术很熟练也很成功，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皇权中国是“家天下”，国家受伤也就是慈禧自已的“家”受伤。为了弄权不惜大大伤害自已的“家”，这是专制体制促人“弱智”的生动表证。
　　官僚专制政治只有“官”没有“国”，只有“官权”没有“国权”。“国家”一词不过是官僚维护个人“特权”和打击异已的幌子，实质就是“官僚特权”的代名词。“爱国”就是“爱特权”，谁质疑批评“特权”官僚就祭出“卖国”大棒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大清国只有“官权”没有“国权”突出表现在现代化海军上。四大海军舰队——北洋舰队、南洋舰队、闽洋舰队、粤洋舰队全属于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掌控，实质是这些总督的私家军，不属于国家。因此当国家遭受侵略时，四大海军舰队只求保存实力，不肯为国冒险一战，更不肯为国家作出牺牲。国家败不败亡不亡没关系，只要各总督掌控的海军没有损失就是胜利。当闽洋舰队在中法战争中被法国攻击时，北洋舰队乐得隔岸观火。等到中日战争北洋舰队被日军海军缠上时，南洋舰队和粤洋舰队也一样作壁上观，巴不得北洋舰队一败涂地自已好一家独大。
　　1885年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后，本应把帝国四大海军主力的调度指挥权统一到一个军事中心，消除海军“山头主义”。可慈禧太后却让海军部为自家营建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压根儿就没想到“统一军令”。为了弄权的需要，她巴不得四大海军互不统属相互争斗，好纷纷向她献媚寻找支持。
　　一个国家的军队必须“国家化”才能保卫疆土抵御外侮。大清国的军队是当时世界最庞大的军队，可这些军队都是属于“官僚”的，没有一支军队真正属于“国家”的。军队只用于保护官家的“特权利益”而不是捍卫国家利益。属于“官僚”的军队就算再强大，“国家”也一样被动挨打。
　　要想军队从“官有化”转向“国家化”，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大清国官府则一条道走到黑坚持“中国特色”不动摇，拒不对落后过时的政治体制作出必要的变革。
　　一个国家的富国强兵不仅仅是体制内几个官僚的事，还需要动员广大平民百姓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全民推动国家实现富强现代化。
　　要想最大限度动员国民的主动性责任心，就必须对国家的政治体制作出相应的调整，使国家利益与多数国民的个人利益尽可能一致。国民“爱国”就如同“爱家”，为国家谋利益也就是为自已的家族谋利益。
　　大清国的官僚政治国与家的利益不但分离而且“对立”，官僚垄断了国家的多数资源和好处，利用“国家”名义对平民百姓巧取豪夺。“国家利益”多数情况下成为伤害平民“个人利益”的尚方宝剑，导致多数民众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平时“国不知有民”，关键时刻自然“民不知有国”。所以才会出现鸦片战争时期大清国臣民为了一块银元的报酬争相给英国远征军运输军火给养，北京市民给英法联军带路抢烧圆明园的滑稽景观。
　　要想调整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冲突就必须变革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政权由官僚垄断转为向民间开放，这属政治体制变革范畴。拒绝变革官僚政治体制，就不可能调动广大民间的活力和爱国意识。没有民众支持的国家注定不可能繁荣富强。
　　《北京条约》签订后的头十年，因为对首都陷落的悲剧记忆犹新，加上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全国各地武装暴乱的军事需要，慈禧内阁对引进西洋先进武器之类的改革开放较为热心，对恭亲王、文祥、李鸿章等务实派开明官宦还比较器重。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左宗棠平定新疆回乱，全国恢复和平秩序后，慈禧好了伤疤忘了疼，开始对改革开放横挑鼻子竖挑眼，冷淡疏远以恭亲王为首的总理衙门官宦，动不动就给推进改革的动议和官员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为了打压朝中的改革派势力，慈禧开始把权力天平向醇亲王、倭仁之流的守旧派倾斜，鼓动爱好驼鸟政策的守旧政客对改革措施百般刁难，处处对改革派使绊子。
　　醇亲王坚信西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而对西化改革深闭固拒，并于1869 年提出了驱逐夷人的六点计划。当他认识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实现时，便在1874 年上奏朝廷，主张摒弃一切外国事物。他建议朝廷应向人民以身作则，率先摒弃无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为这种从感情上憎恨外国人和外来事物的行动作出了表率。1867 年他坚决辞谢了总理衙门的职务，上班第一天便故意坠马，以这种所谓的受伤作借口不去上班。虽然朝廷几次延长他的病假，倭仁坚持说还是不能走路。但在他被获准辞职以后，他的伤势就一夜间完全“痊愈”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邓承修，1884 年被任命到总理衙门工作时，他立即谢绝这个职务，声称对夷务一窍不通。他请求皇上给他委派一个军务，声称宁愿战死疆场也不和洋鬼子同流合污。徐桐则走得更远，据说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筑物，宁愿绕弯多走路也不从高楼大厦前经过。他说他宁愿让他的国家残破也不愿它改革。
　　倭仁、徐桐之流的荒谬排外主义没有触怒慈禧太后的反感，她好象很欣赏这类固执和弱智？她需要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驴政客去坏总理衙门的事，防范恭亲王借改革开放权力膨胀，好长期一人大权独揽。
　　1879年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拐点，此后帝国开始走回头路。朝中的守旧政客一天天得势，改革派步履维艰，要么放弃改革初衷与倒退守旧合流要么被边缘化。大清国的国势因此江河日下。
　　郭松涛是晚清中国最睿智最杰出的政治家！这位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以罕有的清醒和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多次给总理衙门上书陈述自己的真知灼见：
　　“西洋立国二十年，政治和教育，都相当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虑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在担任驻英公使期间，郭嵩焘给一位中国外交官提出了两个目标。第一，他应该学习东道国好的方面，使之造福于中国。第二，应千方百计维护中国和驻在国之间的和平关系。
　　郭松涛认为西方人只想做生意，故以和为贵，不宜轻易诉诸战争。他抨击南宋以来鼓吹战争而不顾现实的那些小知识分子不识大体；主张用理性务实的方法控制外国人：正直的行为；讲究策略的计谋；令人敬畏的声誉和仁慈的行为。关键之点在于诚笃原则是所有这四种方法的本质。这种诚笃外交是郭嵩焘在余年中主张的对外政策理论的基础。
　　和郭松涛具有相似观点还有另一位杰出政治家冯桂芬。他认为既然和平谈判已经成功，中国人就应该坦诚地对待外国人，同时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动。
　　象郭松涛这类拥有远见卓识的另类精英，在众人皆醉的末世自然高度孤立。他的过人远见和强烈国家民族责任心给自已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唾沫星子，被那些灵魂卑污的贪官政客和本末倒置不识大体只知空口说大话的知识分子斥骂为数典忘祖的汉奸卖国贼。
　　湖南省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王闿运居然编了一幅对联讽刺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具有超人智慧品格的末世俊杰总是寂寞的！郭松涛回国后很快被边缘化，隐居到乡下老家著书去了。
　　郭松涛的命运映射了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命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