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息时代到来以后，许多学者甚至变得更为乐观，他们相信，互联网能够对民众进行赋权，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政治家和公民之间的旧式沟通是单向的，而出于其在沟通上的互动和互惠本质，人们认为互联网能够抑制这种单向沟通所带来的后果，相比之前公民只能依靠投票和代议制机制来行使他们的主权而言，网络沟通使得民主政府对它的民众更加负责。他们相信，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技术环境，使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向直接的大众民主转变。熊彼特对民主的定义如下：“民主的方法是为了达成政治决定而采取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个人通过竞逐民众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换句话说，由于互联网使得政治过程能够直接和有效地回应公众意见和大众需求，从而克服了代议制民主的两个重要缺陷，即普通公民间接参与政治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精英主义，进而重振了民主的古典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本身可以被视为是民主化的代言人。
　　数字鸿沟和公民离散
　　另一方面，就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影响而言，也有人持悲观的态度。对这个学派的学者来说，信息技术的进步并不必定意味着人类境况的改善。信息技术是否能够促进公民参与，取决于信息技术运作的政治-制度环境。在陈述这些悲观观点的时候，有两个观点尤其突出。
　　第一，一些学者认为，新兴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并不能改变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这后两者被视为是公民参与的主要障碍。他们主张，新兴的信息技术释放出了新的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并因此强化了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活跃者和冷漠者之间的鸿沟。全球鸿沟和社会鸿沟的扩大，意味着互联网政治以极不相称的方式使精英受益。第二，许多其他学者质疑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本质。他们认为，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往往阻碍公民参与，而非促进公民参与。
　　数字鸿沟和不平等
　　互联网在政治—制度环境中运行。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公民参与，更多地取决于谁使用它，而非取决于它的技术本质。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利益集团学派的学者们已经强调了信息技术（例如广播、电视等等）如何能够促进政治参与。例如，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写道，“通讯手段的革命”是利益集团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杜鲁门更深入地评论道：“麦迪逊认为，人口的散居是形成利益集团的障碍，而通讯技术的革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的观念已经过时。”Ibid.今天，学者们依旧强调，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如何能够克服信息技术在政治上的分权效应。一方面，传统的游说团体和政党正朝着信息技术这个新域场来扩展它们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公司也将成功地开拓新技术，保留它们在广播时代建立起来的权力格局。
　　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能够在虚拟的政治领域中重申它们的控制权，并通过设计互联网来建立它们的主导权。根据安东尼·威廉（Anthony Wilhelm）的观点，“设计”指的是“一种网络建筑，包括一个网络是否是互动的、温和的、安全的和未经审查的，它为非商业目的保留有足够的能力。”网络建筑可以促进或抑制公共交流。事实上，当下的许多通讯手段都是由私有的跨国企业集团所拥有或控制的。由于企业巨头的主要兴趣在于大型商务和对富有的住宅客户开展服务，因此，互联网的分权效应可以轻易地被85规避。尽管商业用途的网络在快速发展，但是家用的高级服务花费依然高昂，它们包括在线服务、电缆或卫星连接、数字广播、数字用户线和其他服务。订阅一份互联网服务供应、有线电视或直播卫星，需要相当一部分的花费。此外，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政府也能够设计互联网，使其对自己有益。例如劳伦斯·莱斯格这样的学者一直认为，政府最有可能管控互联网，管控的方式是控制底层代码和塑造它运行的合法环境。所有的这些制度因素，都能够轻易地减少互联网的政治潜能和公民潜能。
　　此外，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也阻碍了有效的公民参与。因为信息技术，例如电子邮件、新闻组（Usenet）和互联网，是不均衡分配的、滥用的和设计来使不对称权力关系具体化的，所以它为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和人道的社会秩序施加了巨大的障碍，而非推动一个强健公共领域的发展。
　　一个人要有效地从事政治参与，就必须事先获得一些资源，例如一些技能和能力，这使得一个人能够参与虚拟的政治公共领域。但事实是，进入一个数字化公共领域的门槛很高，这包括了获得或购买价格高昂的硬件、操作和驾驭新媒体环境所需的大众文化普及，以及有效参与公共领域讨论和辩论所需的高级阶段的学习，即沟通技能和批评性思维。因此，许多处在下层阶级的人无法参与公共交流和政治活动，也无法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发出他们的关切和需求。
　　数字鸿沟也使得数字化的公共空间变得排外而非包容。理想的状态下，民主参与必须是包容的：每一个受到特定政策影响的人，都有机会接近和利用必要的数字媒体，表达他或她的偏好并影响政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接近数字媒体的人能够放大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声音，同时也可能在进一步边缘化那些无法接近数字媒体的人。
　　更多阅读请关注《技术赋权》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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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息时代到来以后，许多学者甚至变得更为乐观，他们相信，互联网能够对民众进行赋权，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政治家和公民之间的旧式沟通是单向的，而出于其在沟通上的互动和互惠本质，人们认为互联网能够抑制这种单向沟通所带来的后果，相比之前公民只能依靠投票和代议制机制来行使他们的主权而言，网络沟通使得民主政府对它的民众更加负责。他们相信，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技术环境，使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向直接的大众民主转变。熊彼特对民主的定义如下：“民主的方法是为了达成政治决定而采取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个人通过竞逐民众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换句话说，由于互联网使得政治过程能够直接和有效地回应公众意见和大众需求，从而克服了代议制民主的两个重要缺陷，即普通公民间接参与政治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精英主义，进而重振了民主的古典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本身可以被视为是民主化的代言人。
　　数字鸿沟和公民离散
　　另一方面，就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影响而言，也有人持悲观的态度。对这个学派的学者来说，信息技术的进步并不必定意味着人类境况的改善。信息技术是否能够促进公民参与，取决于信息技术运作的政治-制度环境。在陈述这些悲观观点的时候，有两个观点尤其突出。
　　第一，一些学者认为，新兴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并不能改变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这后两者被视为是公民参与的主要障碍。他们主张，新兴的信息技术释放出了新的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并因此强化了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活跃者和冷漠者之间的鸿沟。全球鸿沟和社会鸿沟的扩大，意味着互联网政治以极不相称的方式使精英受益。第二，许多其他学者质疑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本质。他们认为，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往往阻碍公民参与，而非促进公民参与。
　　数字鸿沟和不平等
　　互联网在政治—制度环境中运行。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公民参与，更多地取决于谁使用它，而非取决于它的技术本质。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利益集团学派的学者们已经强调了信息技术（例如广播、电视等等）如何能够促进政治参与。例如，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写道，“通讯手段的革命”是利益集团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杜鲁门更深入地评论道：“麦迪逊认为，人口的散居是形成利益集团的障碍，而通讯技术的革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的观念已经过时。”Ibid.今天，学者们依旧强调，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如何能够克服信息技术在政治上的分权效应。一方面，传统的游说团体和政党正朝着信息技术这个新域场来扩展它们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公司也将成功地开拓新技术，保留它们在广播时代建立起来的权力格局。
　　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能够在虚拟的政治领域中重申它们的控制权，并通过设计互联网来建立它们的主导权。根据安东尼·威廉（Anthony Wilhelm）的观点，“设计”指的是“一种网络建筑，包括一个网络是否是互动的、温和的、安全的和未经审查的，它为非商业目的保留有足够的能力。”网络建筑可以促进或抑制公共交流。事实上，当下的许多通讯手段都是由私有的跨国企业集团所拥有或控制的。由于企业巨头的主要兴趣在于大型商务和对富有的住宅客户开展服务，因此，互联网的分权效应可以轻易地被85规避。尽管商业用途的网络在快速发展，但是家用的高级服务花费依然高昂，它们包括在线服务、电缆或卫星连接、数字广播、数字用户线和其他服务。订阅一份互联网服务供应、有线电视或直播卫星，需要相当一部分的花费。此外，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政府也能够设计互联网，使其对自己有益。例如劳伦斯·莱斯格这样的学者一直认为，政府最有可能管控互联网，管控的方式是控制底层代码和塑造它运行的合法环境。所有的这些制度因素，都能够轻易地减少互联网的政治潜能和公民潜能。
　　此外，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也阻碍了有效的公民参与。因为信息技术，例如电子邮件、新闻组（Usenet）和互联网，是不均衡分配的、滥用的和设计来使不对称权力关系具体化的，所以它为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和人道的社会秩序施加了巨大的障碍，而非推动一个强健公共领域的发展。
　　一个人要有效地从事政治参与，就必须事先获得一些资源，例如一些技能和能力，这使得一个人能够参与虚拟的政治公共领域。但事实是，进入一个数字化公共领域的门槛很高，这包括了获得或购买价格高昂的硬件、操作和驾驭新媒体环境所需的大众文化普及，以及有效参与公共领域讨论和辩论所需的高级阶段的学习，即沟通技能和批评性思维。因此，许多处在下层阶级的人无法参与公共交流和政治活动，也无法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发出他们的关切和需求。
　　数字鸿沟也使得数字化的公共空间变得排外而非包容。理想的状态下，民主参与必须是包容的：每一个受到特定政策影响的人，都有机会接近和利用必要的数字媒体，表达他或她的偏好并影响政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接近数字媒体的人能够放大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声音，同时也可能在进一步边缘化那些无法接近数字媒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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